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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座最彻底的移民之城

发布日期:2021-11-25 08:21   来源:未知   阅读:

  香港最快开奖直播118从上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移民的脚步就从未停息过,云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战国楚将“庄蹻入滇”以来,特别是历经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国和现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国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脚昆明,一步步走过的脚印,刻下了一道道岁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们或以军屯、民屯、商屯,或以谪戌、充军、谋生、逃难等方式迁移昆明。他们一步步走来,一批又一批定居下来,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区最终演绎出多少地名无人知晓。

  当我们追溯一次次移民的历史,我们其实是触摸到了隐藏在地名背后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来历,正是在一次次移民迁徙中传递和积淀而成。

  如果说,古代昆明的移民史,还带有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无奈,甚至在漫长的迁徙路上发生许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脚步,留下不少血泪斑斑的足迹。

  近现代中国和昆明的移民史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让移民的脚步逐渐地轻松自如。

  汉民族是云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自战国楚将庄蹻开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从不同的地方逐步迁徙入滇。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等带到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入滇汉民带进的中原文化与云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兼容并蓄。

  就如云南曲靖学者郝正治所著《汉族移民入滇史活》以严谨的而丰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间考证的资料,由此,探索了内地汉民迁徙入滇过程以及入滇后与各兄弟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包融、相互促进,在开发建设云南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该书涉及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纵横几千年。它不仅对于追寻云南汉民共同关心的祖籍问题,了解先辈徙滇过程以及定居云南后的情况大有帮助。

  如秦朝宰相吕不韦的后人留下的不韦县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鸡镇(前称金鸡村)。金鸡村依山面水朝坝,是个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越过澜沧江天堑的兰津渡(霁虹桥),翻过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鸡村。

  由于兰津渡的艰险,汉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艰辛,当时流传着一首“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的歌谣。

  吕不韦的族人充军保山数百年后东汉三国时期,其后裔吕凯,字季平,做蜀汉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时,他的点将台就建在金鸡村,至今遗迹尚存,后官至云南太守阳迁亭侯,更有一棵已经枯死的大树立于台上,传说是当年吕凯的拴马树。当地人为纪念他,金鸡镇至今有一条称季平街。

  追溯云南汉民始末,以充军方式进入云南最早者当数吕氏宗族,至今已然两千多年。吕氏世代定居云南,几百年后又出了像吕凯这样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汉民涌入云南,生活在保山一带的吕氏后代及西汉到保山垦田的汉民自称旧汉人。

  明代以前,要数汉代进入云南的汉民最多。《史记·平准书》说:“当是时(按,指汉武帝时),汉通西南夷,筑路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焚以集之。数岁不通,蛮夷因以数攻,使发兵诛之。”司马迁此载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汉代欲统治云南,首先得开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无法控制云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筑路者数万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经常被蛮夷堵塞,使运粮入滇困难重重,于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这里说明汉武帝时就已经移民入滇屯垦。其目的在于解决粮食问题,而其实际意义是向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云南输入汉民,以便进一步控制云南。

  然而武帝这一着没有成功,因为进入云南的汉民仅几万,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当地一百多万(根据西汉后期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云南4郡所辖52县总计有147053户927580人。因此云南最早的人口数有记载的约为93万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时期由于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割据,且与中原政权均保持相对独立性,故史籍未有汉民大规模向云南迁移的文献记载。

  在这段较长时期,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一直都有文化接触。人口的移动主要产生在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以及偶几次地方向中央发起的战争中获得部分战俘,或掳掠一些人口而已。

  如单说文教方面,有零星文献记载:南诏王劝丰祐(公元823~859年在位)即位后,曾派人到长安学习中原文化,汉字书法是首选之一。唐代流行晋代王羲之的字体,南诏学来的正是王体书法,纷纷互相传授,史称“有晋人笔意”。

  王氏因被称为“先师”,儒家的孔孟之道反而默默无闻。史称丰祐执政后期常住南诏东京(即昆明),从而决意在东京建立文庙。

  在本地“废道学,设学校,以益州人张永让、国人赵永本为之。”也就是说,拓东城首座文庙,是道观改建后,从成都请来儒生张永让,和本地通晓汉学的赵永本共同管理,开展教育。

  至于孔庙形制何如则史有阙文。仅知土著最初误认文庙为佛寺,称孔学为“汉佛”。据一些学者考证,这时期的文庙约在今天的东寺塔与鱼课司街之间,今已无迹可寻了。

  追寻“元跨革囊”的踪迹,忽必烈的十万铁骑渡过金沙江,平大理国,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结束了云南几百年政权割据的历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云南始置行省,以赛典赤·詹思丁为第一行政长官,“治中庆路(即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从此开始成为云南的行政省会。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于十万大军进入云南昆明后,这十多万军队里主要为蒙古族、汉族、回族、契丹族等组成。他们中的很多人举家迁来,他们定居下来,“落地生根”后,这些昔日“来如风飘,去如电闪”,能征善战的军人逐渐转变身份,成为亦兵亦农,非兵非农的一种新式移民。

  这次移民的数量应该比汉至宋期间零散移民的总量高得多。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昆明筑起一座比前几代更大的土城池——中庆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壮丽大城”。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乌马儿。赛典赤,阿拉伯语贵族之意。他原为不花剌人(今乌兹别克斯坦国、布哈拉一带),成吉思汗西征时,率数千骑迎降,充任宿卫。

  因举家迁来昆明任职,鞠躬尽瘁殉职于任上,元廷命其子继任云南平章政事,故后代子孙多留在昆明。

  世界闻名的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郑和,是其六世后裔。世界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出生在昆明晋宁。这是中国的崇高荣誉,也是昆明人的骄傲。

  赛典赤主政云南,改革行政体制,设置郡县,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共设: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其最得民心的政绩是“治理水患”,在昆明从松花坝到滇池进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职期间,又以昆明为中心,对秦汉以结束的云南古道进行大规模的重修、改建、发展。

  仅以昆明境内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东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盐津关之路。近有军马场、归化寺、十里铺、大板桥、沙朗、浑水塘、长坡、小哨、五里多、石虎关、小板桥、普照村……洋洋洒洒几百公里。

  为使儒家文化在云南得到较好传播,平章政事赛典赤任上令中庆路总管张立道督促兴建省城文庙(有一说,原址在今华山西路登华街附近)。有元一代,庙学兴起,云南科举才算基本走上正轨。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进士,随后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进士。

  元代才五个人考中进士,原因一是原云南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状态,封闭、边远的文化十分落后;二是元代规定每科会考,给云南的名额又极少,仅能选派五人参加,而这五人中有两个蒙古人,两个色目人,汉人只能一个参考;三是云南科举考试制度才开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约七百年历史。故云南产生五位文进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统治者的目的毕竟是以孔庙为基础,在云南建立府学作为培养人才、普及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笼络各民族人才和人心,从而更加强了元王朝对云南的中央集权制统治。这些都让云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将来的边疆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举进攻云南,击败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占领昆明后,为了加强其统治,一是“铲坟”(即将元代以前的古坟全部铲平),二是“焚书”(即将元梁王府中的官方档案和前期割据政权的史料及民间搜集的文人笔记、野史资料,一把火烧个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条街、多少条巷,又为它们取了些怎样的地名,真是“踏破铁鞋”也无法细说了。

  我经过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遗址大概有 “大德桥(今得胜桥)”、“大德寺”、“五华山”、“忠爱坊”、“五里多”等不多几处,除这些之外,据传也许只有起始于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几个地名了。其两地名由来详情,将落到后文插叙。

  今称得胜桥,始建于元代大德年间,在昆明古城水陆要津的盘龙江上,所以明代又称云津桥。

  1678年,自称“大周昭武皇帝”的吴三桂在衡阳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为“洪化皇帝”退守云南。

  1681年死守昆明与清王朝决一死战,清军由大将赵良栋统领,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动地的炮火,一口气夺下此桥,后又攻破大南门,拿下省城,从此平定了“三藩之乱”。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这座因战火而损坏的大桥时,为纪念当年清军就是从此桥最先取得攻占昆明城的胜利,改名“得胜桥”,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横跨盘龙江上的得胜桥地处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条路的岔口,现为昆明市五华区与盘龙区和西山区、官渡区的分界交汇之处。

  位于五华山东侧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华山东路中段东侧省畜牧局大院内)与青年路之间。

  该寺创建于元至正年间(1264年——1294年),扩建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号而得名。

  后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遗址前仅存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两座东西对峙的密檐式砖塔。

  在昆明老区中偏北之处,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宫,民国和现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纪初,登高远眺四周景色,还可引见有关文献载:“其地左蟠龙,右玉案,滇池朝于前,商山耸于后”,“金马环其东,古柏参天,苍翠如玉,昆池临其西,汪洋浩荡,一望无际”;“烟波万家,山郭川原,一顾可尽”,“双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势雄壮,为全市各山之冠”。

  山虽不高而在中国历代颇有名气,山名有几说:一说该山有五座红壤山峰,像五朵红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华山。还有一种较权威的说法是:南诏鄯阐侯高智升曾在这里建造过规制宏丽的私宅。

  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于中庆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创建五华大殿,匾曰‘悯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悯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毁于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设五如来于其中”故改称五华寺,山亦从此得名五华山。据《重修五华寺记》载:“……设像五如来居于其中。周檐四壁绘画诸佛菩萨神龙之仪形,范金填彩,灿烂人目。其殿制高爽宏丽,重檐叠拱,其巧异乎它构,真一方兰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于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年)率部进入云南昆明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孙某王府就设在五华山。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孙由黔回云南,大营宫室于五华山,创制宫殿,制侔大内……黄屋双阙,豪华富丽,世称秦王宫”。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大西军李定国迎永历帝朱由榔入滇,云南府城成为滇都,五华山秦王宫即成为南明皇宫。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帝弃宫西逃缅甸,吴三桂从此割据云南,以五华山永历帝宫为王宫,同时 “填平翠湖之半”辟建王府离宫。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经过八年平叛,清军消灭吴氏反叛,在战乱中山上宫室大部被毁。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在山上创建“拜云亭”,寓意不言而喻。它还有更重要的作用,作为文武官员朔望“北阙”,表示效忠与习仪之所(民国三年(1915年),袁世凯阴蓄帝制,把各省督军换成由他分封的“将军”,9月封赏掌握实权的唐继尧为一等“开武侯”,就把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称“开武亭”)。

  同年,粮储道孔兴绍在亭东建“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万寿无疆坊”(俗称四牌坊,在今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设五华书院于山南(在原云南省经贸厅处),嘉庆年间在书院以西创建翎灵寺(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东麓创建永宁宫(遗址在今华山东路街道办事处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总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边建祭祀总督潘铎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总督劳荣的“劳文毅公祠”;同时将劳公祠的后殿改作恒公祠。祭祀总督恒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将五华书院改为省两级师范学堂,同时在山上增建教学大楼,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历帝玉玺”(今存省博物馆)。

  由于经历代增修,五华山寺祠、宫观、书院林立,晨钟暮鼓,林木葱郁,环境清幽,鹭鹰盘绕,明清时以“五华鹰绕”被誉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云南辛亥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云南都督府由云贵总督衙门(今人民胜利堂)迁至山上,将原师范学堂教学楼改称“光复楼”作为办公用所,从此,五华山就成为云南省政治活动中心。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于三市街与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区之间的“忠爱坊”、“金马”、“碧鸡”,合称“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谓昆明历史建筑中的珍品。而称得上这三个珍品中的珍品,则是忠爱坊了。

  据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金马、碧鸡二坊为明代所建,忠爱坊的历史要长一些,是元代移民和当地原住民为纪念死后葬于昆明松花坝旁,被追封为“咸阳王”的赛典赤· 赡思丁而建(据史载,到明洪武年间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为表彰他“忠于君而爱于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爱”,以志不忘。

  或许“品”字三坊,以忠义为首,命运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从它矗立起来后,经历了发生在明末、清初、民国等几次灾难,屡毁屡建。云南地方志学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书中,讲此坊民间流传的故事:

  如清咸丰七年(1857年)闰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马献(如龙)不满官府统治,率众围攻昆明,攻守战打得极为惨烈。马如龙用弓箭射书到近日楼上,对云贵总督恒春警告道:他准备在忠爱坊的石狮子上,架起大将军火炮,轰击制台衙门。

  恒春看后,被吓得乱了方寸,团练大臣黄琮献了一计,说是可用火箭射在忠爱坊上,将整座牌坊烧掉,马如龙就没有架设大炮的位置了。

  恒春听后连想都没想就照此下令,只见城门楼上数十支冒着烈焰的火箭腾空而下,射中了木质结构的忠爱坊,使这座数百年遗留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建筑物顷刻灰飞烟灭。

  面对如此结局,恒春被吓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触犯了神灵,一种不祥之兆袭上了心头……恒春心惊肉跳的打道回府后,谁知刚进家门,就见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对丈夫正言相责,数落和痛斥丈夫的过失:“你今闯下了这台大祸,让我以后咋个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丈夫的罪过令她无以面对昆明百姓,郁闷怅然之下,自缢身亡。恒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难以言表,长叹一声也吞金而殁。

  忠爱坊自始建以来究竟被毁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毁我忠爱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种有据可查的“天意”。对此虽不必再例举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赛典赤·赡思丁本身就是一个来自今天中亚一带,所以也可以说这座牌坊就是为纪念这位元代外国移民而立的。为一个外国移民树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这既是一种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象征,也足见赛典赤·赡思丁受百姓爱戴之深。

  从忠爱坊立在此路上推算,这里(今三市街、正义路)正是元代中庆城的闾阎要冲,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华历史。这条两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轴线,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今忠爱坊所在正义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楼南向,三市街北口),南达金碧路东面是宝善街,西边靠顺城街、新昆百大,周围还有东风西路、南屏商业步行街,尽是市中心“八面来风”的大片繁华之地。

  随着旧城改造,一些老建筑相继撤除,一个个老地名也渐渐被人淡忘。于是,在高楼掩映之中,20世纪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爱坊,作为这一带极有特色和极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了让人一看就知,一听就明的大地名。

  位于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现五里多小学内还保存元咸阳王(墓赛典赤·赡思丁)衣冠墓于此。“五里多”地名并非是指从当时的南城边到这里有五里,三里的距离,而是来自于蒙古语斡耳朵,意思是衙门和行营,因为元朝时梁王离宫在此,驻扎着蒙古军队而得名,后逐渐被昆明人转化为“五里多”谐音。

  从元代开创了那么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兴修水利,获良田万倾,便有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纷纷落户昆明。经历朝历代的迁徙,逐渐形成了移民聚居点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么多卫、营、所等地名。另外,让文教和科举的开启,促使云南明、清两代各方人才辈出,举人、进士群星灿烂。

  明朝灭元后,但云南还残存元朝分封在云南的元梁王残余政权。几次派使劝降不成,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只好用军事解决盘踞在云南的割据势力。为长治久安,巩固云南边疆,明中央政权采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从江南向云南迁徙的移民大潮是轰轰烈烈的,它给云南和昆明带来了无限精彩,也演绎了太多的悲壮故事。

  为落实明朝人口迁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后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时难以兑现的就凭空许诺一番,甚至直接连哄带骗,将各地各色人等汇聚高石坎。于是,在南京城墙外,那个原本不怎么起眼的练兵场,便以无以伦比的大校场的威武,走进了大明王朝的风风雨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昆明人的记忆。一个小小的地名传遍云南广大的汉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气,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关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写进了老昆明人的家谱,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风吹落叶,我只取高石坎柳树头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专制体制的国家里,采取的是比较残酷的高压中带欺骗的“移(愚)民政策”。据(听我祖辈传说,是否属实待考证)说:当年才开始执行此政策时,百姓们都躲避着不愿去,此时执行的官员不知谁想出个诡计,安排各个居民点同出一告示:“凡不愿移民者,来某某地集合,限时三天赶到;凡愿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风还快。各地的家族、亲戚、朋友、邻里,相互传递着这一消息,全都携家带口老少出动。来到指定地点,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愿:我们的祖地在这里,那里,俺们,咱们不愿离开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计谋,所有到场的人被强制作为移民带走。这是明王朝的统一行动。

  在明、清时期全国那时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是许多华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乡(清初移民,湖广填四川),是当今为数众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乡;江苏苏闾门是不少苏北人祖先的发源地;山东兖州枣林庄是安徽凤阳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发源地中,影响最大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和南京柳树湾高石坎。

  移民来自不同地方,经历过的生存艰难与心路历程也有差别,总的说来还是大同小异。明王朝设下的弥天骗局虽然各有各的手段,骗局的核心内容几乎不可能有第三种结果。

  来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当受骗,已经没有退路了,甚至没有留给他们回家打点的时间,便用绳子将他们的手杆相互捆绑成一串串蛇形队伍,一步步回望家乡渐行渐远的踏上世代不归路。

  但是他们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含悲忍泪,脚步迈上了迁徙长途。这一去天涯海角各东西,一家子能否再团圆,他们不知道。父辈将儿子们叫来眼跟前,一只大土碗砸成数片,弟兄几个各自揣一片,作为他日同宗相聚的凭据。

  一个个朴实的期盼,再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谎言留住血脉的纯正,他们谁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无论如何也很难拼凑完整。

  移民云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漫长而又艰辛的旅途之上,既劳顿不堪,还经常风餐露宿,难免遭遇三灾两病而夺去性命,故总是保证不了打破的“碗”能够修复如初。

  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个现今还经常使用的词:“解手”。今人考证此词的来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全国大移民。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说是明洪武年间,朝廷强制性移民。官兵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们捆绑起来上路,捆绑两条胳膊叫大绑,捆绑一条胳膊叫小绑。

  不仅如此,怕他们带绑逃走,还要把捆绑起来的人用绳子连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许多人连在一起,要动都动,要停都停,一个人要动牵扯很多,谁也逃不脱。对押解的官兵来说,自然省事,但却苦了捆绑的移民。他们只好被反绑双手而走完万里移民路,最麻烦的是大、小便。

  为了表达清楚意思,话很长,比如一个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报告说:“报告大人,请让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小便。”人数众多,路上解绳子的次数也多,官兵也觉得麻烦,但这个办法是不能改变的,到后来,简化的就剩下几个字了:我要解手。若解开一只手就可撒尿移民们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须解开双手,移民们叫做“解大手”。说者简单,通俗易懂,听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来,这个说法也就成了习惯用语。直到今天,许多地方称上厕所还沿袭这样说法。

  不过,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样的是,云南、四川人很多还派生出一个习惯认为: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朝后捆绑着,胳膊麻木而习惯了朝后捆绑姿态,天长日久连移民后裔们往后走路也养成了被炒双手的习惯,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传六百年至今,云、贵、川的人们还是喜欢背着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专制为移民采用的种种铁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终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明朝军队进入云南昆明的文武官员也属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后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宁王——沐英以及后世子孙;凉国公——蓝玉家族著名医学家兼诗人兰茂;颍川侯——傅友德后裔(这以下几位后文将简介)以及后来以神童著称,并出将入相的杨一清和当朝百姓号称“严青天”的严清等优秀杰出人物。

  那时的昆明坝子,滇池水域清澈宽广,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岭,气候温和。在元代开发建设的基础上,已使水利设施精良,农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占尽天时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选地,没有一定社会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脚昆明,门都没有。

  移民们无论贫富贵贱,走的路还是那几条。当时进出昆明的驿道有三条:昆明往西,经过武定、元谋、渡泸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经曲靖、豆沙关,过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东,经杨林、胜境关,接夜郎(贵州西部)出镇远,再进入湖南的常德出长江中下游。移民们都从这三条驿道经沿途驿站来,流传下来的驿站故事,有小传、别传、大传,但更多的是演绎性质。

  移民们都从驿道和驿站来。其中一位传奇人物可算“大传”,他就是充军云南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据有关资料:沈万三姓沈,名进,字仲荣,俗称万三。

  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其遭充军的命运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沈万三太有钱,还爱显富摆排场。主动出资帮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筑京师南京城墙,继而又请求犒赏筑城军民,这样做不仅没有得到赏识,反而被朱元璋认为“匹夫犒天资军,乱民也”,想杀他以泄愤。

  后经贤德宽厚的马皇后多方劝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发戍云南充军。沈万三糊里糊涂被充军云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难违,仍躲脱不过“一百杀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着杖刑伤痛上路了。

  沈万三是充军云南的庞大队伍中最奢侈者:带有儿子、小妾、奴仆和华贵行李及众多财帛。平日行路,沈万山的脚镣解锁,还让他锦衣绣服一个绅士样,在一串串蓬头垢面的充军人中,倒也体面。他似乎找回丁点尊严,却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导致“独步拗众”的道理。

  由于人到此地步还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懒得搭理他,越往后的日子,沈万三很孤独,移民和充军的刑徒们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极度失落,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饮食也递减,喝口水都喘粗气,看来将成路死鬼,移民和充军人途中,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沟死沟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谚,就是那时传下来的。

  来到昆明板桥驿(今大板桥),沈万三已病入膏肓,肥头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头。解差也怕沈万三死在道上,眼看云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几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将沈万三交给云南卫(昆明府城内),是死是活都与他们无关。解差想脱干系,要得保住这人的命。只得急请板桥驿的医官来给沈万三治病。

  医官张口一串吴越腔,更加重勾起沈万三的思乡病,让他泪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溃了。医官这时已经知晓病人是谁,为治好江南谁人不晓的沈大官人,医官认为心病还得心理治疗最佳:得先解开沈万三的心结,让其有个盼头。

  从医者的仁心与社会关系,什么时候都有极旺的人脉,他决定力助这位命悬一线的大同乡,就开口夸赞道:“离板桥驿不远的官渡镇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庄还美好,商贸之繁荣不让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东山再起,关节上的事敝人自告奋勇,使银子之事由沈官人担待”。此时生命虽处回光返照之迹象,然沈万三仍做梦都想从头再来,他还有信心进省府做一个充军商人,没准又是个当年富可敌国的沈万三。

  说起边地人是厚道宽容的,特别是对待充军的商人,只要不触犯乡规的发展空间,或实在磨不开顶头上司那块天。都可抬手而过。可叹沈万三福浅命薄,幻想归幻想,身子骨再也没有好起来,终死于隶属于云南卫的板桥驿(大板桥)。

  医官非常仗义,当沈万三的小妾卢十娘找来求情,说:沈万三的遗愿是想魂归故里。医官费尽周折取出沈万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关节,让沈万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负骨还乡,秘密葬于故乡周庄的桥头水下,遂成为一段隐事。

  六百年之后,周庄因旅游业的发展,挖掘人文资源,据传沈万三的遗骨和遗财从老桥底下“冒”了出来,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说情节真实,细节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游客。

  听的人多了,传的地界广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说沈万三还没看见省城的东、西寺塔尖,就含恨死于板桥驿,有的说他还在昆明城区生活了几年。这位大名人沈万三就与那个时代的历史难解难分。云南卫、板桥驿、沈官坡。

  据说,今五华区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内,石屏会馆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旧名称“沈官坡”,相传这里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后,就选翠湖南岸的这条小巷里住下。因为他的门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级,故邻里称他“沈大官人”。

  有资料说他身边还剩一点钱,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由于天生善于经商,逐渐又有了些积蓄。但这时的沈某已大彻大悟,感到钱多并不是好事情,故经常将余钱用来周济贫困,还开办过义学。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条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径的脚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来故事很多……

  南京学者扎西刘是《东方文化周刊》杂志的高级摄影师。作为老南京,扎西刘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传统文化,开始寻访沈万三的足迹,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扎西刘推测了这样的可能性。

  出于保护自己子孙考虑,沈万三将后代裹挟在沐英的大军中南下滇黔一带,在沐英派出的陈、郑等军官的照顾下,沈万三的后人及其庞大家族隐姓埋名在云贵高原。(这个沈万三的后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为长子沈旺及其后人先后遭到了朝廷的算计,而唯独历史对沈茂没有明确记载。

  长途迁徙者说到底走的是条逆旅,总是有许多不情愿。别意悠悠,念情依依的伤心泪和痛心泪,都曾洒满驿道。清泪落尘润百草,一路走来,总是会长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丰富着沿途驿路景色,那是一卷岁月的风景,史书似的。

  时间是医治伤痛的良药。一代伤,二代痛,三代四代了无痕。这不能怪子孙们忘祖。为了生存,他们只好摒弃常规性的念祖情结,将感念暛叹和绝望,转换为驾驭新生活的能力,自觉修炼性格中的不屈和坚韧,开始了余生忘死的奋斗历程,以求生存环境的逐步稳定。

  这不也是老祖宗们所期盼的吗?更何况,当年的移民政策,近似当今的因各种因素的异地搬迁,由此不得不他乡创业的搬迁户,当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种子、田地、农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说。三年时间,基本可以安顿一份生活了。不过,民屯若以军屯相比条件相差甚远,军屯及其家属除吃皇粮或半吃皇粮外,还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据载,大多数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虽“三年免租”也难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历经异常艰苦的奋斗,需三、四代人之后才供得起子孙上学读书。

  自明朝以来,云南成建制、大规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个地方为发祥地,以一个小小的地名为祖籍乡关——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据老昆明人“寻根团”描述,“高石坎”原来是一带营房,驻守着保卫明王朝的一支外围部队。其实军中人多数祖籍均不在南京周边,大多为元朝政府、陈友谅或张士诚降军混编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认为保卫京师倚重的应是大有人在的铁杆王牌师,杂牌部队形同鸡肋。于是派其心腹爱将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统领这支偏师征讨远在云南,且屡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梁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国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合理分布全国人口,调动全国的土地为明廷所用,快速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与元朝及多股割据势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废待兴,先拿这批将士做世间垂范,故从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间,以南征、军屯、民屯、商屯、充军等方式向云南移民超过了百万,汉族一跃成了云南的主体民族。

  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

  这证明在古代的移民问题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这百万以上的汉民就不可能再被当地民族同化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百万汉民与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从此,中央王朝对云南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从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间进入云南的总兵力累计达到四五十万以上。战死沙场的、被瘴气毒死的估计不少于20万人。据《中国历史地理简论》:1389年,沐英入朝述职以后,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万入滇。第二年,又奏请江南居民八十万人充实滇地;沐英统治云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万人入滇;这一串数字加起来是四百余万。当时全国人口史料中说是六千多万。移民云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6.8%。

  从此以后,汉族人口在云南逐渐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名副其实“少数民族”。与此同时,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涌入,迎来了它最辉煌的发展时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现出爆炸性的大增长,他们扩筑新的砖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坚固;又增修道路、驿站,使今天的昆明区域内形成了数不胜数的地名。

  明王朝建立之后,将人民从内地稠密之地迁徙至人疏地广之地,以调整土地之分配,开垦荒芜之地。而民屯与军屯差别,即在于民屯属领于布政司,而军屯属于卫所。

  洪武十七年(1384)迁中土之大姓入云南,而其主要分布在靠内地区的府、州、县;所以也有“原籍南京”的普遍说法。而在其他移民的活动中,还包括战争中全国各地的逃亡军士,以及因罪谪戍的官吏或百姓,当时民间有一句俗话:“充军云南”;再加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命户部自四川永宁至云南沿途设置驿站,每驿存有250石的米粮,给予谪戍云南的犯人使用。而这些谪戍者有的就留在云南生根;有的则仍回原籍并未落籍云南。这些从当地一些有家谱可考及志书记载中,仍不讳言其先祖为充军云南而来的。

  在云南的移民活动中,还包含一批民籍移民的人,这是由商屯引发的。因边区驻军多,又处于缺粮地区,不足供应,因此招募商人在指定的地区,用粮食换取盐引,凭盐引到产盐地取盐,这个方法称为“开中”,因此 商人出资招募内地的农民到开中的地区去种植粮食,长久下来,成为移民。

  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粮食仍不足,因此再招商人纳米,之后依需要,重定盐米比例,减低纳米数,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屯量,以后一再减少纳米数量大力招募商人,到后期反造成当地米产过多与市场价钱的悬殊现象,这个现象表示此地域外的移民已达相当数量,即使商屯废除,这些耕种的移民以安居乐业,不会再有念头回归原籍。

  移民来到昆明,绝大多数人是开荒种地,初期村落的建构,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离乡底气不足,抱成一团原样搬来家乡的老样子。

  好在几百年前昆明生态环境很好,大小湖沼密布,江河沟汊纵横交错,纯粹属于水城水乡,加上又是一个春光永驻,气候宜人的大坝子。特别让来自江南的移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悲痛中顿生欣慰,原来竟是一处“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滇中风水宝地。

  于是大多就在城镇和村子中间划出一条中轴线,让给能够抛头露面为大家代言的智者、长者、大姓人家,遂由里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狭窄些不要紧,呼之应之相互都好照应,“离土不离乡”,就将就些城乡向江南风格靠拢,甚至把家乡地名照搬来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当然,明代在昆明城内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过于位于翠湖公园之南。南起东风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与洗马河上的洪化侨相对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货”旁)。此地方明代中期还较荒芜,但仍显现“小桥流水人家”风貌。

  明末清初,江南迁居云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盖家园,因犹似故里风光,逐渐形成街道,遂以故乡秀丽的富春江之名,先后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来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两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筑,内设倒座和门廊,占地不多,安排紧凑,但功能齐全。

  学者们将这种布局的庭院称为“一颗印”一般认为是老昆明的大众民居样式,但却忽视了它的范本不在云南。特别是用来采光透气的小天井,绝对不是云南原有的建筑风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机构:云南布政使司、都指挥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为明廷庞大的军队及随军家属部署和设立了云南左、右、中、前、后卫五镇戍。如在昆明城区内就有:云南左卫,俱云南前卫。

  永乐元年(1403年)再将广南卫迁与昆明城中,于是昆明城内三司并置,府卫同治,屯聚六卫 ,三十一个千户所,汉族军事移民人口达十余万,还有数量巨大的达官吏员及其家眷附城。

  综上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脚步的动态。而后昆明城不仅是継元代以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规模超前宏大,城防体系完备,屯兵规模最大,成为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会。

  从此,昆明地区的城池建筑格局和民众风俗习惯已与中原无大异;昆明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事实已经完全形成。之后外来人口的流动无论多少,都已无法改变这一历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征南大军进入云南后始终坚持集中兵力,镇守重镇,逐渐突破,讨平各地反抗的战略,向云南纵深腹地迅速推进。移民的脚步也随之同行,四散分部。诞生出一个个移民的聚居地。

  当是昆明城区,我粗略统计,那时与驻军或屯军有关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门外屯、黄土坡屯、黑林铺屯、马村屯、岗头村屯、北门外的莲花池边屯,小西门外的鱼池傍屯、白庙屯、西海子屯等。

  如今昆明有些带“卫”、“营”字的街区名称,几乎和明代的军屯(驻军屯田)有关。这些地方原来还是郊区,随着市区的扩大,有的后来变成了街区。如明代的前卫营(前卫十字街)在现在的龙井街(东接光华街,西连东风西路)至东风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设有前卫军事机构,后发展成街区,故名前卫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云贵总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称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龙王庙(1933年撤除),居民多来汲水,故民国至今也名龙井街。旧时当昆明城郊带“营”字的地名约有六十多个。这也是军屯式移民的聚集区。

  我初步认为,昆明城区与驻军或军屯有关的地名大约就有二、三十个营,如:傅家营、张官营、王旗营、任旗营、廖家营等都是已当时的统领此营的将领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营、赵家营都是以明初屯军的两位将领姓氏命名的,后因民国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转弯合并为一村,故名三合营。

  刘家营在大塘子北面,属大普吉南边的村名,明代为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刘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刘家营”据载:为清初吴三桂部下,一姓刘的将领在此扎营;后逐渐繁衍为村落而得名。)。

  沙坝营,长虫山东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营,因附近山沟中筑坝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营,黄土坡西面约0.5公里处村名;明代曾做过驻军营地,统领姓洪而得名。

  张官营(村)鱼塘原址上新建的“龟龙湖公园住宅区”。村址和其他土地区域内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区。

  范家营,王家桥东北约1公里处村名;明代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范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吴家营,也是王家桥附近村名;明代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吴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陈家营,大普吉西南约1.5公里处村名;明代曾在此设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陈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个地名叫大团山,此村在黑林铺东南约0.5公里处;村后有一圆形山包,故名团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军屯,设前所、中所、后所,现今本村内部老人仍习惯称前所、中所、后所。1950年后,统称大团山。如此可见,明代昆明军屯的盛行。

  另有一村叫瓦仓庄,东至五一路,西接三合营,旧名瓦村庄,明代在此建屯军粮仓,故名。再如王家营、马家营、卢家营、金刀营、席子营、麻线营、豆腐营、织布营……这些地名无不打上军长、军户、军工、后勤的印记。

  还有老昆明城内外遗存下明、清两代移民暂且落脚住宿的“十八铺”或“二十四铺”的地名之说。如高山铺,在今南屏步行街北侧;忠爱铺,今三市街段;羊马市铺,在今羊市口;三义铺,今竹子巷,北头靠南太桥;金牛铺,在金牛街;敷泽铺,原珠玑街;桃源铺,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铺,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铺,原长春路东段,今人民中路;近华铺,今大观商业城附近;庆丰铺,今庆丰街;鸡鸣铺,在今鸡鸣桥西周边;胜因铺,今昆师路师专校址附近。

  以及人们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铺、十里铺、商山铺、螺峰铺、文林埔、龙翔凤翥铺。古代昆明设铺(比驿站等级低一点)的意思是对外来官、商、路客作为接待驿站,后延为地名。随着昆明市区的不断扩大,“卫”和很多“营”及“所”、“铺”等逐渐成了街区名称。

  至于说昆明在明朝时期的移民究竟来自江南何处?我根据一些史料及先辈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数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同时,云南的许多汉民不仅称自己的先祖来自南京、来自应天府、来自上元县、来自江宁,而且更加具体的说,先祖来自应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个例外,他们基本上来自南京及其周围是比较靠谱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军屯戍守中的军队来源及相关的政策。

  据史记载,平定云南后,留下来的军屯者绝大多数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对他们,朝廷有一条看上去人性化,实则为拴住戍守者,让你除了守戍别无退路的选择,只能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关政策有一条铁的军规,更坐实了他们是纯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往明白处说是这样的,凡云南卫所屯戍的兵士,必须结婚成家。原来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没有媳妇的,可以在当地寻找配偶成婚,如果在当地难以求偶,着令原籍老家择偶送到戍地,完婚后建立军户人家,就业基本有了保障,算半个吃皇粮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从南京应天府随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军户人家,到我这辈已是第二十一代军户移民了。云南军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由于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还被称为“小南京”。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习俗。罗养儒先生在《纪我所知集》中说,往昔不少昆明人说话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显的是和人家谈话不离“您家”两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银器、兑换银钱以及甜酱馆的门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异。这虽是一个题外话,,但正因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规模的迁徙而来,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历经数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说起明代要想巩固边疆省份云南,除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外,则必须文化兴省才能教化安邦。国家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就离不开书院和考场,而在中国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设的考场就叫贡院。

  云南贡院就坐落在今云南大学校园内,现包含致公堂、东号舍、会泽院、映秋院、钟楼等建筑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东号舍为贡院原物,其他为民国所建。云南贡院最早建立在云南府城东部,今长春路、威远街一带。

  明弘治十二年(1499),迁于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贡院是明、清两代科举乡试的场所。南明时期,这里曾是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将领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历帝流寓云南,曾以贡院作为滇都宫室,在此驻跸一年左右,因此云南贡院也是汉民族封建皇权衰落的历史见证。

  清光绪29年(1903年),贡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乡试。民国11年(1922年),云南大学建校就以贡院为校址,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当今世界知名的中国重点大学之一。

  移民中后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读出来不少优秀和杰出的人才。其中有两位在明清两代云南历史上当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明廷内阁首辅(相当于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宁人杨一清;其次是清咸丰年间官居两江总督的何桂清。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简略介绍下当时昆明家喻户晓,又鼎鼎大名的杨一清:

  杨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汉族,原祖籍为明朝南直隶镇江府丹徒(今属江苏)人,祖辈举家迁往昆明安宁。杨一清少年时代,被称为神童,14岁便参加乡试,并且被推荐为翰林秀才。

  明宪宗命内阁选派老师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授中书舍人。成化八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出任督理陕西马政。

  后又三任三边总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号称“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边疆防御,功勋卓著。回中央任职,计除恶贯满盈的大宦官刘瑾。常向朝廷直陈施政弊病,最终惨遭陷害,起因是张璁等人诬陷朱继宗等入狱,并称杨一清接受张永弟张容的钱财,为张永写墓志铭等要求其连坐。杨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却被这些孺子给欺凌玩弄!”之后背部疽发而死,留遗疏,死而不瞑。明世宗于是下令对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数年后恢复杨一清官职。后赠太保,谥文襄。

  杨一清的著述可分为两类:一类散文,大多为奏议,如《关中奏议》、《督府奏议》、《纶扉奏议》、《吏部献纳槁》、《吏部题稿》、《文襄石淙集》、《通家杂述》。这些著作在关切国计民生、整治边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许多切实的建议,表现了杨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类是诗歌,其代表是《石淙诗稿》,为其门生李梦阳、康海编等。

  移民中还有位耕读传家的后人——严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贤,祖上也是从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内圆通寺西侧(今园通街与北门街相交之处)。

  严清少年时代就有美名流传于邻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进士,中进士时年仅二十岁。后来官至吏部尚书,是明代与海瑞、邱橓齐名的三大清官。严清在保定任职期间,保定府因接连几年干旱歉收,盗贼如麻。

  严清在境内打井抗旱,奖励农桑,安抚流民。年成稍好时,又对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焕然一新。保定府因邻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种负担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惯例,保定每年都要发民到京充做苦役,频繁的各种劳役,使百姓无法安心务农。

  严清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废除此项劳役,后来朝廷终于免了保定的此项苛役。在保定三年,为民请命,给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当地百姓齐呼为“严清天”。

  严清在四川为官时间较长,政绩更是卓然。由于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风,所举的政事都能结合实际、体恤民情,严清痛恨强宗悍吏,常对横行霸道者严惩,普通百姓拍手称快……

  “严清”两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严氏为昆明的科举世家,其后人多为德高望重的乡贤。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为表彰严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严清家居住的圆通寺西侧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获罪被冤自杀的开国功臣,颍国公傅友德的后人——傅宗龙。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辈傅友德案遭牵连,其全家子孙被贬谪到昆明,世居傅家营(在今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据史载为明初颍川侯傅友德后裔军囤地。到傅宗龙这一支前后几辈已定居在现金碧路昆华医院处)。

  傅宗龙,字仲纶,自幼聪明好学,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云南乡试,云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龙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试,年仅十九岁又连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进士,全省只有八人中进士,昆明县只有傅宗龙一人中进士。傅中进士后,历任铜梁知县、户部主事、御史、贵州巡抚、顺天巡抚、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等职。

  傅宗龙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许傅从小受祖上大将军傅友德文韬武略的影响,故骨子里较有军事才干,又正值明崇祯年间,关外有清兵压境,关内是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崇祯帝只好再次取用关押在牢里的傅宗龙,任他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这时的李自成以统帅有六十万大军,兵锋已至豫东,明廷摇摇欲坠。

  傅宗龙以单薄的二万兵马出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傅军在河南孟家庄遭到闯王重兵伏击,力尽被俘。闯军劝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龙往项城赚城,叫城上开门放秦总督进城,傅则对着城上官军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耳!”攻城将领只得挥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还未断气,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则死耳,岂能为贼赚城而缓死哉!”那几个攻城将领怒得猛砍傅数刀而死。傅宗龙之死传到明廷,崇祯帝叹息不止,复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保,谥曰“忠壮”,荫子锦衣世千户,赐祭葬。

  傅宗龙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韬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书法和诗文也写得很好,只可惜这些亲笔诗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龙门 “达天阁”石道上有一个石室,石室的北侧镌刻有“览海处”三字,洞的南侧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龙的一句诗“一径飞红雨,千林散绿荫。” 该诗句意境幽美,对仗工整,颇有唐诗的韵味。

  另据《明史》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诏发故征南将军傅友德家属云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属分发云南、辽东”。傅友德三子天锡(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间充军昆明。其后代傅良弼,嘉靖间做了吏科给事中的官职。傅宗龙属这支余脉所传。我

  还知晓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学俊,他说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云南沾益时留下的后裔。清末民初,他们这支由沾益迁往省城,在威远街、光华街开设“忠义祥”,经营宣威火腿。

  由此,积累了一定资金,才由其爷爷辈傅润之、傅寿之两兄弟及其父于上世纪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选址买地建“傅氏宅院”。现成为文明街片区恢复保护建筑之一。他曾说:“昆明及省内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后裔,他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树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兴旺。”

  说到昆明城中与水有关的地名,不能不讲讲明代形成的洗马河。沐英镇守云南开始修筑昆明砖城时,就将翠湖圈入城内,注定了它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翠湖公园。那时,一条没有正式名称,似乎也无人关注的无名小河从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于沐英是个极爱马之人,有“良驹千匹“,他常让士兵在此洗马,并仿效汉朝名将周亚夫屯兵细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宽河道,种柳牧马,以“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抒发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绎了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那条无名河由此被称作“洗马河”,变成了一个练兵习武之地,演绎了连续约六百年那些有声有色的武剧,至今让人谈论不休。

  很多上了点岁数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初,洗马河还身影犹存,它从翠湖经承华圃(即云南陆军讲武堂、省科技馆、省图书馆)一带注入大观河后,流向滇池。今天,人们只有在今天省图书馆进大门几米处,可以看到一小拱桥下面,还有水在流淌。据说,这就是当年洗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迹。

  抚今追昔,往事如烟,消失的洗马河却一直让老昆明人耿耿于怀,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似乎成了一个永不消失的地名。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横扫中原大地,李自成败退湖北九宫山遇难,张献忠战死四川,扬州城陷,史可法壮烈捐躯,随之南京小朝廷覆灭。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帝入滇,宗室遗民随着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号称滇都。不久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清军乘胜南下,永历帝败走缅甸,南明王朝彻底覆灭。

  据《滇南杂志》中的《永历外纪》记载:帝于顺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时,随行之众,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缅时,官员随行者四百余,侍从遗民则有三千以上.失败时,尚且如此,初入滇时,来的为数当更多了。吴三桂在云南,以“复明”为号召,许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于当时“人心思汉”,受其蒙蔽,中原人士响应入滇的很多。

  需顺便提一下的是:那个引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本姓邢,江苏常州人氏,她跟随吴三桂一路“杀”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个江南移民。

  清军平吴三桂,清政府又带入大量军户以及官吏与各相关家属来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汉族及少数满族和蒙古族、回族。紧接,中国在康、雍、乾时代又进入一个富强繁盛的时期,商贸往来频繁,全国人口迅猛增长,其综合国力仍居世界第一。

  综上所述,那时从全国各地进入云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说至少十余万,一说不下二十万,凡此种种,虽说缺乏证据,但却形成了又一次涌进云南的移民大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云南建立政权后,在其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犹如一波波潮水涌进云南。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华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禅寺(今华山西路利昆巷内),被吴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历帝朱由榔和他的儿子,满面忧戚。几名清兵随着吴一声令下,不由分说就上去用弓弦将他们父子勒死。他们刚一断气,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至。朱由榔被处死,标志着南明王朝的最后灭亡。

  老百姓同情永历帝,遂按谐音改篦子坡为“逼死坡”,后清道光年间地方官员觉得对清廷的怀柔安抚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升平坡”。但百姓不认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华山东麓建有祭祀岳飞的“永宁宫”,因大致在华山东路陡坡处,故昆明人称“永宁宫坡”。

  位于今翠湖公园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长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吴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马河,河上有座石桥,当时此桥知名度并不高,后因吴三桂孙子吴世璠继他爷伪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将平西王府改称“洪化府”,府前的桥改为“洪化桥”,桥前甬道,也被称作洪化巷。吴氏政权败亡,人们讨厌这个名字,便改称“承华圃”。但出于习惯,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桥。

  此坊原位于今威远街、光华街交汇处的正义路主道上。此坊始建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坊为三孔,高二丈余,明代南面坊上提额为“怀柔六诏”,北面为“平定百蛮”。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时,将坊额南面改题为“天开云瑞”;北面为“地靖坤维”。并请当时著名的书家呈贡人孙铸书写,故又称“天开云瑞”坊。据说“天开”一词出自宋大理国段智祥年号(1205—1225年)。“云瑞”则象征吉祥,八个红底金字意在歌颂清王朝国泰民安,吉祥宁静。

  三牌坊系当时人们对“天开云瑞”坊的俗称。据说,从当时南门外的金马、碧鸡坊数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说从南门往北算起,到光华街口刚好是第三段,故称三牌坊。此坊后至民国1916年唐继尧执政时,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期,本着官与民 “满承汉习”的惯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这一时期,随着清政府在云南统治机构日趋完善,省府城内各级新增设了一些衙门成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现了营门口、钱局街、铁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还有满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称满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带),其地名更具有强烈的满族移民色彩。

  另据《昆明五华区地名志》载:“苏家塘据传,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怀抱,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清光绪七年(1881年),苏、刘两姓先后由南京迁此安家,刘家败落,苏家发迹,故名苏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辈出,主要有:享誉当朝的“瘦马御史”钱南园、“不求荣利”辞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训、“天下第一长联”孙髯翁、 “博学多才”陈荣昌等杰出人物。云南昆明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独领风骚,并闪耀过几个亮点,如:推翻帝制时的“重九起义”和维护共和发起的“护国首义”中称道为“护国三杰”之一的唐继尧,以及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靖国战争”等将士们。

  当然,各地方人口在历史上也有几次起伏变化。如清末,由于封建社会走到了极端腐朽落后的地步,造成列强四面威胁瓜分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由此导致全国多处战乱不断,再加天灾人祸使局部人口锐减。

  云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云南辞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云南人口约为700万,昆明城区人口已达35~40万;而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战争等因素云南人口锐减到298万,昆明城区人口锐减到只有10多万人口”。不过,其中有伤亡、病死,或许还有躲避战乱和灾荒离开云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当滇越铁路通车后,一批精通经营之道的广东人,他们从当地捎带各种物产,再搭船到越南海防,采买多种“舶来品”物资后又满载着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车来到昆明。

  就如此几代人常年往返谋生,大部分人开始定居昆明。可称之为一大群从沿海来的新移民。他们多聚集于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带建起几条粤式二层楼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当时名曰“广聚街”。再加上外国商人和各种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断涌入,让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边的商业氛围煽得更“火”了起来。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进入民国之初后,万象更新,为纪念辛亥革命的胜利,人们将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换姓”,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历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区内其中一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路,贯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几段(三市街、南正街、马市口)街名统称“正义路”;清总督衙门南口东侧的东院街改成“光华街”;文庙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称“民生街”、“民权街”;“绣衣街”取成“护国路”等等。

  二十世纪初有一例重量级的省内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从云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区甬道街的聂氏家族。从这个家族诞生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聂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由于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昆明这个西南边陲城市作为一次文化与军事南迁的重要承载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这一时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从十多万膨胀到三四十万,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华学界精英和社会民主人士,以中央机器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科技人员和一些产业工人,以美国“飞虎队”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一时间纷至沓来,人才荟萃,齐聚昆明。

  虽然这样的状态随着时局的转变不久就消失了,但这种因战争的不幸带来的文化幸运,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让后代的昆明人特别是文化人永世难忘。

  现仍有很多领域的精英们与后人留居昆明,又让昆明催生出许多新文化、新地名。并由此奠定了昆明现代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坚实基础。昆明现代城市的发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说在这里翻开了最重要的一页。

  仅以20世纪初人们在撤除近日楼东段的城墙之地时,以这段城墙原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筑了长500米的“南屏街”。

  抗战一爆发,随着大批移民涌来,南屏街陡然间变得像赶街子似的热闹起来,建起成片的新楼房,一时成了灯红酒绿,洋气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称。尤其是它成为昆明市第一条铺就沥青路面的街道。

  随之,“中央” “中国” “交通” “农业”四大银行等20多家金融机构和鸿翔服装店、明星理发店、昆明大戏院、南屏大戏院(兼电影院)……以及西风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变为购物、娱乐的“天堂”,成为了昆明最热闹的商业大街。

  今天,经过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条商业步行街,与它四周的三市街商业步行街和正义路、宝善街、文明新街片区、东风路等商业街道,互为呼应,四通八达,形成了昆明老城区中一个最大的商业圈。

  抗日战争时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详的京剧名角关肃霜,她是一位享誉全国的满族艺术家。原籍湖北荆州,由于京津沦陷,南京、上海成为孤岛,民国政府迁都重庆,由此各地大批京剧班社不断南下,涌入昆明,一时间,昆明也成了全国京剧艺术的中心。先后到昆明献艺的著名京剧演员有:程砚秋、马连良、唐韵笙……关肃霜等等。

  抗战结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员,扎根云岭,情系红土高原,极大地提升了京剧在云南的品味,促进了京剧在云南边疆的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在云南的传承创新,京剧在云南形成的浪漫风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中首推著名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她在众多合作者的支持帮助下所创立的京剧“关派”表演艺术,极大的丰富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手段,把京剧旦行的演技历史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整个戏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京剧艺术和京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于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她曾今的故居在长春路兴华街南口东侧小巷内,巷口斜对面就是“长春剧院”。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和平解放。随野战军而来的南下干部,以及5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组成支边大军,主要成分有科学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还有60年代前后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广大知识青年;以及支援“三线建设”的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这段时期陆续进入的移民给昆明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气象;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后在昆明落脚生根,传宗接代。

  今天,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法则引导着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新移民涌入昆明,在昆明置业,购房定居。这是云南昆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区较之旧时代,扩大了几十倍。

  为适应旷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老昆明除了记忆,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中国的西南部出现了。

  当今更有显著特点的是:这些移民都是随心所欲,自觉自愿地来昆明落户谋生。另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昆明历经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奋斗,已使昆明成为最适宜居城市之一;风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为移民者挡不住的诱惑。故如今,从昆明若干个住宅新区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以及宾馆酒楼和众多企业公司,到阡陌纵横的大街小巷,甚至乡村小镇都有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老板、商人、打工者、应聘人才,再添省内外庞大的农民工族群,还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种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后代。天南地北的方言异语、川流不息的人群,为昆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文化的杂糅和融通,也传承着昆明人与外来移民和谐发展的精神品质。

  我家张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后代,从明代洪武年间跟随沐英军籍入滇落户昆明到现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传到我这代家谱排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里大多对移民问题颇感兴趣,也对现代昆明数十年的移民状况深有感触。我印象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个兄长聊起儿时常跟随母亲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长虫山铁峰庵。

  为追寻这一念想,我们弟兄选了一个晴好的早上,到长虫山寻看铁峰庵遗迹是否还在?我们从龙泉路“云南财经大学”北院过核桃箐,哪知时隔近五十多年,长虫山南麓山体及村落、农舍、路径早已面目全非,让号称“老昆明”的我们都茫然迷误得难辨目标。只好几次向路旁的村民打听去铁峰庵的路径。

  但令我弟兄意外惊奇的是:遇到所问的人开口尽是南腔北调之人,故所问非所答。难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给外地人?!我们只好采用蹩脚的普通话询问:“铁峰庵往哪里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从来就没听说”。

  我老哥们只得遗憾的望着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轮廓位置不择路走了两三公里,才发现离此山较远道路早被挖机挖断了,远观半山腰原铁峰庵处的山体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们此行虽无功而返,但给我弟兄们产生很多诧异和感叹:也许“新移民”已经超过我们这些“老移民”数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现:身在本乡处异音的状态。

  现稍加留意,确实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区邻居,外地人居多。据近期人口统计:昆明四城区单是常住人口就约有370万,还不计算大量流动人口。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区若是80年代后迁入的不算在内,至今只约有70多万。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还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户已传三代的算为“老昆明人”,人口也许只有50多万,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们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数民族”了。

  然而,诧异之后,我又感叹道,当代的移民脚步却是多么的轻松自如,有飞机、火车、汽车等便捷交通工具,来去进出方便自由。虽然有的还有些尴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阶层的成功人士。他们和古代悲惨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这么说,今昔彼此的经历和感受完全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综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转化与演变无不落下内地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迹。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后生活在这个区域,自元、明、清以后大量移民陆续世居昆明,让这座移民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地名称谓有所不同的镌刻下历史、社会、人文等诸多特殊点。

  各种地名是镌刻在大地上的符号,是古今人类活动(移民)的轨迹,也是揭开某些移民之谜的“金钥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马德里”,意思是“妈妈快跑!”这个地名说明,古代马德里还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态的地名,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同样我们祖祖辈生活居住的昆明城这“昆明”一词出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所指的是云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属于以彝族先民为主的部族)曾居于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国时之昆明,在滇东北。《三国志·李恢传》载:“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宁,诸 县 大 相 纠 合 ,围 恢 军 于昆 明 。”又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说:“平夷县应在今贵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进军路线,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宁即今曲靖,中途被困于昆明,此昆明在今滇东北一带。唐之昆明即今四川盐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为今云南省会昆明。

  另外,今丽江一带古亦称昆明。说明它与相连的四川、贵州和云南保山、大理、丽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诏统治者曾将原居滇西一带的昆明族大批群众(省内移民)迁往拓东城,即今昆明城一带。故隋、唐时于滇池地区置昆州,唐时又称昆川。这为随后以“昆明”族称的汉译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据。

  从昆明地区一些地名的身上,我们可以得悉古今沧桑变迁的密码。翠湖东南面磨盘山上有“一丘田”,现在是省人事厅宿舍所在地,是五华山旁边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但从这个地名看,元代它还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块荒地,那时人们从菜海子边经过,远远望见山坡上有人种了一片田地,于是称为“一丘田”;从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现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条巷道之名,今为十分繁华之地。

  而从地名上看,元代时它还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势低洼,生长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湾”,说明元代以前它还是西城外的一道湖湾,洗马河、护城河经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后来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后,清初发展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湾。

  往南行,现在的“三合营”处有“波转弯”,这个地名说明它是玉带河的支流流经此处时,波浪转弯,形成的一片河湾。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称,城内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谓四海,是指翠湖被两条长堤一分为四,而称四海。

  为何云南人所称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语音影响。彝语称水塘等低洼积水之地为“黑”,蒙语则称“嗨”,混搅译成汉语变成了“海”。彝、蒙语与汉语融合,有水则称“海子”,水干了则称为“干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转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说:一为彝语“雅西波”(长满杨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说山路陡羊都难行,三说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记忆,或许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忆,而没有见证过老昆明的年轻人有的仅是对老昆明这个概念的陌生感。对于那些热爱昆明而又亲眼目睹着这座城市在时光中不断新老更替的人们,他们是那样的依恋和怀想从前。

  正如活着的儿女,只有他们,才会在不经意间,从心里升腾起对已然辞世的母亲的阵阵怀念。怀旧真的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疾,人们纷纷在这座城市的报纸上怀念那曾经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后石板上会泛光的金碧路、长春路、顺城街、武成路、华山西路……以及街头形形色色的风味小吃……这一切,都是他们曾经经历,然而今天已然难以触摸得到的生活。

  昆明地区的古代文化是在不断移民和不断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易于接纳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

  早在战国时期昆明地区就有楚人建立的滇王国,西汉时成为益州辖区,唐代南诏国在此建立东都拓东城,元代为云南行省的首府,在此过程中不断有移民进入昆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相继进入昆明。

  明代,朱元璋向云南大量移民,据说移入昆明及附近地区的就有30多万。